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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1999年5月4日，吉林公司與實信行簽訂500噸烏豆出口合同，單價為FOB大連318美元/噸，結(jié)算方式為D/P托收，目的港為臺灣高雄。合同簽訂后，依照實信行通知，吉林公司向天津公司訂艙，要求出運貨物。該托運單清楚表明托運人為吉林公司、收貨人和通知方為實信行、目的港臺灣高雄、以及船名、航次等內(nèi)容。5月12日，天津公司依實信行指示，在向船東提供本票貨物清樣時，未經(jīng)吉林公司同意，將托運單中的原托運人、收貨人分別變更為實信行和臺灣公司，船東據(jù)此簽發(fā)出正本海運提單。5月16日，天津公司向吉林公司簽發(fā)了關(guān)于本票貨物的第二套提單，用于結(jié)匯目的，在此套提單內(nèi)容中，托運人與收貨人仍為吉林公司和實信行。由于天津公司依據(jù)實信行的要求，擅自違背吉林公司的意思表示，篡改了船東提單中的托運人、收貨人、通知人的名稱等，此時針對船東而言，托運人變成了實信行，為實信行欲通過保函要求電放并達(dá)到詐貨目的提供了可能。5月17日，該船東提單簽出，天津公司遂轉(zhuǎn)告船東，托運人實信行要求電放貨物，因無托運人實信行的電放保函被船東拒絕。6月1日，天津公司將實信行電放保函傳給船東，依照慣例，船東在收回正本提單后以傳真形式，通知其在高雄的代理將本票貨物電放給提單中的收貨人，貨已到手，實信行自然也不會去銀行付款贖單，貨主遭受損失。在系列詐貨案中，實信行同其他詐騙案主體一樣，其詐貨手法已形成一定的規(guī)律和特點：
一是涉案金額不大，往往在30至50萬元人民幣之間；
二是施詐者大多選擇糧食為貿(mào)易標(biāo)的，而且往往轉(zhuǎn)手給臺灣公司。如實信行以各種豆類為詐貨的對象；
三是為達(dá)到使船東電放貨物的目的，在FOB價格術(shù)語條件下，施詐者常出具保函。因保函的作用具有一定地域性和可執(zhí)行性；
四是詐貨案涉及兩岸三地。如實信行在大陸裝貨，在臺灣卸貨，在香港訂約，利用兩岸三地的政治和法律差異，逃避法律制裁；
五是在船東簽發(fā)提單前，施詐者總是要求代理公司改變委托單中原定的托運人、收貨人及通知人名稱。這樣，使船東在無反證的情況下有理由接受施詐者作為托運人的電放保函，使貨物輕而易舉地落在其手中。
由于施詐者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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